87岁黄梅籍国学泰斗汤一介去世：一生与中国文化同命

　　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，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，中国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，博士生导师汤一介先生在北京逝世，享年87岁。

　　“事不避难，义不逃责”——出身诗书世家，自幼受家学、家风熏染

　　1927年，汤一介生于天津，是汤用彤教授自美国留学归来5年后出生的孩子。按照族谱排序，当属“一”字辈。汤家乃湖北黄梅县的读书世家，汤用彤希望儿子也能做一个读书人，遂取名为“一介书生”的“一介”。

　　自汤用彤曾祖父正谊公起，汤家便以诗书传世。正谊公培养出三位进士，其中一位便是汤用彤之父汤霖。这位进士祖父，在甘肃做过几任知县和乡试同考官，曾享有“汤青天”之美誉;晚年以居家教书授徒为业时，春风化雨，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。他留下的有价值的精神遗产，是他为学生们祝贺他60岁生日时画的一幅《颐园老人生日?游图》写的《自序》，文约500字，可谓字字珠玑，精妙之处莫过于以下语句：“事不避难，义不逃责，素位而行，随适而安，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。时势迁流，今后变幻不可测，要当静以镇之，徐以俟之，毋戚戚于功名，毋孜孜于逸乐。”这段话后来被当作汤家的家风祖训遗传了下来，对汤用彤、汤一介父子影响尤深。

　　汤霖将两个儿子汤用彬、汤用彤皆送进新式学堂，汤用彬后来身居北京市政府主任秘书之职，而汤用彤则留学美国哈佛大学，与陈寅恪、吴宓并称“哈佛三杰”，后成一代国学大师。

　　汤一介出生那年，汤用彤在南开大学任教，一年后，汤用彤调至南京中央大学，一岁的汤一介随父母来到南京。3年后，汤用彤应胡适先生之邀到北京大学做研究教授，一直做到北大副校长，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。

　　汤家经济实力颇为“雄厚”，汤霖曾拿过清廷俸禄，两个儿子在北平皆有体面工作，加上汤霖之妻梁夫人精明能干，善于理财，不仅在北平东城区购置了一处拥有50多间房子的三层大院，还在湖北老家购置了田产和别墅小楼。富裕的家境与汤用彤给予的宽松自由的家庭氛围，汤一介的童年可谓无忧无虑。

　　由于身上流淌着读书世家的血液，汤一介在小学三年级就开始读古典小说，并喜欢上唐宋诗词，但欢乐无忧的童年被日本侵华战争给打断了。卢沟桥事变后，汤家的生活逐渐蒙上阴影，本应该挑起大梁的汤用彬却投身北平伪政府，而汤用彤一家则随北大迁到了昆明西南联大。

　　当时兵分两路，汤用彤带着大儿子汤一雄先到了昆明，汤夫人则带着二儿子汤一介、小儿子汤一玄、女儿汤一平，以及邓以哲教授的两个孩子邓仲先和邓稼先，走海路辗转上海、香港和越南才到了昆明。这一年，汤一介12岁，为此，他的小学六年级没有念完，也就没有拿到小学毕业证。

　　到昆明后，他直接跳到初一，进入西南联大附中，没想到1年后，因为学习不用功，竟被留级一年。后来为了转到重庆南开中学，又从初二直接跳到了高一，结果“悲剧”重演，一年后，曾经在班上数学考试排名的汤一介，代数考试不及格，又留级了一次。

　　两次跳级，让他没有拿到过小学和中学毕业文凭，他后来回忆道，“有一些学生很聪明，可以跳级;如果我很聪明的话，也可以跳级。我没有跳级成功，足见我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。记得父亲曾讲过，流聪明的人，如果不努力的话，就连第二流的成就都达不到;而第二流聪明的人如果努力，是可以取得流的成绩的。我努力了，但是我不敢说我是取得了流成绩的人。”

　　父辈的旗帜——受父亲汤用彤先生影响，对中国传统文化萌生兴趣

　　汤用彤先生是著名哲学家，在西南联大期间，先任哲学系主任，后又任文学院院长，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佛教史、印度哲学史、魏晋玄学。子从父业，汤一介走上哲学研究的道路，似乎理所当然。

　　在西南联大，汤一介经常看到父亲与冯友兰、金岳霖、钱穆、闻一多、贺麟等著名学者讨论问题。当时，汤家租住在昆明附近麦地村的尼姑庵中，尼姑庵的正殿同时租借给了北大文科研究所，研究所的许多书籍都存放于殿内，许多教授在此读书学习，个子矮小的汤一介也置身其中。

　　在这些父辈学者营造的读书氛围中，年少的汤一介耳濡目染，对读书做学问产生了兴趣。同时，汤用彤教授对古诗文的热爱，也熏陶了汤一介，他常教儿女们背一些诗词和古文。汤用彤比较喜欢陶渊明的诗，受父亲影响，汤一介也对陶渊明喜爱有加，此后数十年，陶渊明的诗词仍然是汤一介的爱。

　　每当读到“纵浪大化中，不喜亦不惧，应尽便须尽，无复独多虑”时，汤一介总会发出感慨，“这是何等超越的境界!”《五柳先生传》中的“好读书，不求甚解;每有会意，便欣然忘食”，亦被汤一介当作自己的读书观。

　　1945年，从重庆回到昆明后，汤一介进入了父亲为他联系的西南联大先修班。汤用彤担心只上过高一的儿子学不好先修班的课程，便给他安排了中国文史和英文课程的补习，为他找来了《史记》《汉书》，要求汤一介读懂读透。同时请来了钱学熙教授为之补习英语。

　　在经历了留级的“屈辱”之后，此时的汤一介开始发奋阅读，读书范围不仅包括各种小说，也包括一些文史专业书籍。汤用彤对其悉心引导，他将钱穆先生所著《国史大纲》交到汤一介手里，并叮嘱道，“这是钱伯伯的《国史大纲》，你一定要塌下心好好读，会对你有用的。”

　　汤一介被《国史大纲》深深吸引，并深受其影响，他后来如此评价，“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，它使我了解到我们国家有着悠久、丰富、辉煌的历史，特别是钱先生对祖国历史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，使我十分感动，这种态度可能对我以后爱好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有着非常大的影响。”

　　读完《国史大纲》，以及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等古典哲学著作后，汤一介又对佛书产生了兴趣。汤用彤收藏的佛典虽在战乱中遗失不少，但家里仍然保留了一部分，汤一介向其讨要《妙法莲华经》，汤用彤担心他读不懂，便找来熊十力的《佛家名相通释》给他看，想让他先把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弄懂，再来读佛书。然而，这本书对当时的汤一介而言，还是太过深奥，他只得一次次向父亲请教，汤用彤也不厌其烦地为他讲解。

　　在那段时间里，除了这些专业的史书、佛书以外，汤一介还阅读了大量世界名著，包括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复活》《安娜?卡列尼娜》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，屠格涅夫的《父与子》、《罗亨》以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。尤其是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作品，与一些带有宗教意味的文学作品，常让汤一介感动不已。

　　一代知识人的思想嬗变——走了30年弯路，后来决定“我只能听我自己的”

　　1945年抗战结束，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，邀请汤用彤参与协助北大复校工作。次年夏，汤用彤携妻儿老小从昆明取道重庆回到北平;再次年，汤一介从北大先修班正式步入了北京大学哲学系。

　　在北大，汤一介仍然保持着勤学苦读的习惯，并很快崭露头角。少为人知的是，汤一介在中学时便开始接触共产主义，曾因读《西行漫记》与几个同学组织去延安，结果被贵州警备司令部抓了起来。国共内战时期，他又加入共产党外围社团组织腊月社，并积极学习《反杜林论》等共产主义理论书籍，后又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。

　　1948年底，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，准备撤离大陆，国民政府派飞机到北平，准备接走一批著名学者教授，汤用彤先生亦在被接走的名单之列。但临走前，他把机票给了别人，与冯友兰、贺麟等人选择留在北大。在这一历史转折点，不得不说汤一介的政治倾向影响了汤用彤夫妇的选择。

　　如果说，1949年前，汤一介学习哲学，除了家学的影响之外，更多的是想去寻找真理、探讨人生的意义。那么在1949年以后，汤一介的思想里有了一种错觉，他认为真理并不是太遥远，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，1949年5月，汤一介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同年11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那时他的希望是“自己能像伏契克那样，热爱生活、热爱人类、热爱自己的理想事业”。

　　1949年11月，中共建政没多久，汤一介便加入了共产党，不久后，他又被选为北大文学院团总支部组织委员。在这里，汤一介结识了后来伴随他一生的妻子乐黛云。乐黛云同样是才华横溢，时任文学院团总支部宣传委员，后成为我国比较文学奠基人。他们俩一个儒雅内敛，一个热情奔放，因为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，两人很快坠入爱河，并在1952年结为夫妻。

　　两个追求“革命”的理想青年，办的婚礼也“反传统”，没有任何礼仪，连向父母行礼也免了，也没有请父母或领导讲话。更让人大为吃惊的是，这位新娘竟在婚礼上讲，“我不是进入一个无产阶级家庭，因此还要注意划清同资产阶级的界限。”后来乐黛云回忆，“那时的人真是非常革命，简直是‘左派幼稚病’，两位老人非常好脾气，丝毫不动声色，还高高兴兴地鼓掌，表示认同。”

　　汤一介在大学期间除了学习专业知识外，还读了大量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，以及一些苏联文学作品。1951年，毕业前夕，他被派到北京市委党校学习，党校领导对其委以重任，留在党校给学生讲中共党史，后又讲马列主义哲学。五年间，他讲的课程很受欢迎，党校领导决定把他调到中央党校，他却一直想回到北大，继续自己的哲学家梦。

　　1956年10月，汤一介终于回到北大，并开始帮助父亲整理文稿，翌年，汤用彤的名著《魏晋玄学论稿》正式出版。从此，汤一介再也没有离开过北大。

　　然而，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之后，汤一介和冯友兰等北大哲学系的教员都遭受批判，但当时的汤一介并没有质疑这场的运动。“文革”十年，汤一介正值“不惑之年”，但事实上这却是他一生中迷惑的十年，他感觉自己已经失去自我，没有了方向。尽管汤一介和乐黛云夫妇想尽量避开一个接一个的政治斗争，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汤一介还因为种种原因，必须接受清查，直到1978年他才被彻底平反，而此时的汤一介已经51岁了。

　　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、教书、写书、编书中度过的。年轻时我喜欢读中外文学著作。由于读了一些名著，我对人生、社会产生了许多问题，因此我常常向自己提出一些问题来思考。于是，我选择哲学系，希望能了解到中外哲学家思考的哲学问题及其思考哲学问题的方法。为了积累知识和教好课，我购买了不少书，有五万余册。当然，我认真读的书也就是几百册，其他翻翻而已。在开始写作时，我大体上就是从思考的问题展开的，但此后因环境的变化，思想被一条绳子束缚住了，走了三十年的弯路，把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。我想，这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问题，而是一两代学人遇到的问题。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，他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学术历程中是有“自我”的，但在50年代后则失去了“自我”，只是到80年代又找回了“自我”。因此，严格地说，我是80年代才走上学术研究的正轨。(《汤一介集》自序)

　　在汤一介的自我描述中，他认为自己在50年代后失去了学术研究的自我，从一个怀抱“哲学家”梦想的人，变成了一个“哲学工作者”：“走了三十年的弯路，把可能有创造力的时光白白度过。”

　　在当时的观念里，哲学家是马恩列斯与毛主席这样的人，而哲学工作者负责解释他们的思想，并以此解释历史与现实。汤一介当时对此信之不疑。身为为1949年入党的老党员，中学时期起汤一介便接受了共产主义，一度还有去延安的计划。大学毕业之初，汤一介还在北京市委党校开设党史与马哲课程。

　　1958年，夫人乐黛云被划为右派下放劳动，汤一介每封来信仍坚持“乐黛云同志收”。文革开始时，汤一介被打为“黑帮分子”，但即便如此，他也还是“自觉是一个共产党员就应该一切听毛主席的”。

　　1973年，汤一介被选入梁效班子，为毛主席“做材料的工作”。他曾回忆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，因为毛主席要读，江青就把材料拿来，他们帮着做注解，标上音。 当时他不是完全没有怀疑，“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”?但是想想又算了，因为这是毛主席交代的。

　　毛泽东去世、四人帮倒台后，被隔离审查的汤一介突然发现一个问题：“我该听谁的?”而后他反思：“我之所以走了一大段弯路，主要是因为我没有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问题”，而后他决定“我只能听我自己的”。

　　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汤一介被隔离审查，到1978年才被平反。1980年，53岁的汤一介恢复了在北大讲课的资格，当时他不愿再与政治有瓜葛，率先把中国传统哲学作为认识史来思考，并以真善美概念为基础，综合各家所言，建构出一套中国哲学理论体系。

　　历史公案：“我错了，我要深刻反省”——汤一介和“梁效”

　　文/陈香

　　昏黄的灯光下，78岁高龄的汤一介先生戴上老花镜，用颤抖的手，执意在我的文稿上补充写下了一句话。这句话是：“我错了，我要深刻反省。”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在我看来，以汤一介先生的德高望重，以他平日为人的人品和人格，他不必为了一个30年前历史的错误而忏悔。人心自有公论。然而他不肯，他执意在一个小辈面前诚心诚意地说：“我错了。”

　　汤一介先生痛苦地将这段历史称为“错误”，而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，包括汤一介自己，都将这视为“荣耀”。

　　那是1973年。清华大学做了一个“林彪与孔孟之道”的材料，送给了毛主席。毛主席看了之后就说不好，说清华是理工科学校，不懂这一块，要求找一些北大的老师来整批林批孔的材料。“当时就把我们找去了，冯友兰啊，周一良啊，我啊。”汤一介说，这就是当时“批林批孔”和“梁效”，即“两校”的由来。

　　当时的这些北大老师被8341部队的领导找去的时候，心里都挺高兴。“因为是毛主席找的我们，我们都觉得特别骄傲。”汤一介说，不管是“四人帮”垮台后他被没完没了地审查时，还是直到现在，他都是真心实意地说这句话。

　　去了之后汤一介的主要任务是“做材料的工作”，什么叫“做材料的工作”呢?汤一介解释说，比如当时马王堆的帛书出土以后，毛主席要读这个东西，江青就把材料拿来，他们帮着做注解，标上音。

　　汤一介说当时也不是完全没有怀疑，“有的东西到底对不对”?但是他想想又算了，因为这是毛主席交代的。

　　汤一介说，解放后流行一种说法，就是哲学家只能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这样的人。“我们叫什么呢，我们叫哲学工作者。”汤一介解释说，哲学工作者的任务主要是解释这些伟大哲学家的思想，用他们的思想解释历史和现实的问题。“这是当时普遍的想法，包括冯友兰的书里边也是这么写的。”而哲学工作者是不可能创造一个思想体系的，他们只能跟着伟大领袖走。

　　因为这段经历，“四人帮”垮台后，汤一介又陷入了隔离审查，到1978年才被解放。

　　同绝大部分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一样，尽管汤一介想避开一个又一个的政治旋涡，但似乎总也摆脱不了。

　　(摘自《中华读书报》)

　　袁伟时：汤一介教授的“梁效”故事

　　文/袁伟时

　　我和汤兄及乐黛云大姐交往主要在八九十年代，近年因研究的领域不同，慢慢没有什么联系了。但我一直敬重他们，对他们的过去也略知一二。

　　文革期间，汤一介确实奉命参加臭名昭彰的梁效(四人帮控制下的北大、清华大批判组)，而且是副组长。当年只有一个雇主，除非你不想吃饭了，老板的指令难于抗拒。问题在你在其中干了什么;任何单位都有好人和坏人。

　　朋友圈中都知道的一个重要情节，老汤接到任命后，马上与一位重要角色商量：该怎么办?此人是时在中央党校工作，后来被某军头踢了出去的孙长江。孙兄足智多谋而又大义凛然。他是冲破冰河的雄文：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》的主要修改人和定稿者。他指点老汤：进去后争取管行政和后勤，并把每一天干了什么记录下来。

　　1976年10月6日晚上，四人帮的大限到了。消息灵通的孙长江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蹬自行车一个多小时赶到北大，敲开汤一介的家门，报告这个喜讯，预见“梁效”终结和全体成员无法避免的审查。汤兄果然坦然通过了严格的审查，良心是清白的。

　　汤一介和孙长江的这些故事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付专制统治者的睿智、义气和捍卫良知的记录。

　　(摘自袁伟时的博客)

　　80年代后，重焕学术活力，为中国思想的当代价值立言辩德

　　1980年，汤一介恢复了讲课资格，并在不久后评上副教授，这一年他已经53岁。他明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，因为各种折腾，自己白白浪费了大量时光，如今重新登上讲台，必须更为发奋努力，追回逝去的岁月。

　　这一年，他开设的门课是《魏晋玄学与佛教、道教》，这个题目不仅涉及玄学，还涉及到佛教跟道教的关系问题，难度可谓相当大。为了成功开讲，他每天读书到很晚，“几乎没有一天能在夜里两点钟前上床就寝”，而这样一门可能相当枯燥的课程，被他讲得有声有色。

　　据他回忆，这门课“很受学生欢迎，三易教室，后还是因为来听课的学生太多，而用发听课证的办法才得以解决。使我感动的是比我年长15岁的周一良教授，他自始至终听完了这门课。”

　　他分析自己的课受欢迎的原因，是因为自己在努力摆脱教条主义，摆脱苏联哲学史教育的框框，以及1949年以来文化上的虚无主义。“我努力把教学与研究和政治意识形态脱钩，力图坚持独立思考，并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来，这是一个在学术上十分艰难的历程。”

　　后来，他又专门开设了“魏晋玄学”“中国早期道教史”“中国佛教资料选读”“般若婆罗蜜多心经”“唯识三十颂”等课程。汤一介走出政治运动的阴霾，重新焕发出夺目的学术活力，他在80年代发表的系列文章与著作，不断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与争鸣。

　　1983年以前，汤一介的主要研究领域是佛教和道家思想、魏晋玄学的关系问题，对儒家思想并不感兴趣。1983年，汤一介去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，接触到新儒家代表人物杜维明，从此开始关注儒家学说，是年，他还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第17届世界哲学大会，他提交了大会论文《儒家哲学第三期发展可能性的探讨》，并作了发言。

　　从此，汤一介成为国内新儒家的一位代表人物，他和萧父、庞朴等人发起主持了对熊十力、梁漱溟等新儒家人物著作的搜集、整理和编纂工作，并在北大成立儒学研究院，这是中国个儒学研究基地，整理了9卷本的《中国儒学史》，为新儒学的发展研究做出了大量工作。

　　他对当代儒学探讨深切、收获大和有影响力的，是提出了“普遍和谐观念”“内在超越精神”和“内圣外王之道”三个问题。一般而言，学术界认为西方文化具有超越性，而中国文化不具备超越性，而汤一介提出儒家哲学的内在性与超越性问题，指出中国文化除了“内在超越”的特性之外，也具有“外在超越”的资源。

　　此外，汤一介还在90年代末提出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，并对亨廷顿的“文明的冲突”理论提出批评，并发起了围绕“文明冲突”与“文明共存”展开国际间的“文明对话”。

　　进入21世纪，汤一介更多思考的是哲学理论问题。自1990年代末开始，他考虑创建中国自己的阐释体系。在他看来，当前对经典的解释，无论哲学、宗教、艺术等，都是用西方的理论与方法，而面对中国丰富、深厚的历史文化资料，以及解释经典的经验、方法、与理论，他在思考创造中国的解释学。

　　他自己也亲身垂范，广泛参加众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，比如纽约“第四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”、汉堡“第19届亚洲与北非国际讨论会”、美国圣迭戈“第五届国际中国哲学讨论会”，并受邀到加拿大麦克马斯特大学、纽约州立大学、普林斯顿大学、香港新亚书院、德国、荷兰等地讲学。

　　他认为，“中国的学者必须走出去，这样才能向世界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，才能让世界的学者了解中国，了解中国的学者在做什么。我们还可以看到，和别的国家相比，我们自己到底还有多大的差距，人民的素质差距到底在什么地方。”

　　老骥伏枥，致力于实现《儒藏》之梦：“一百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”

　　晚年的汤一介依然无比忙碌。2003年，汤一介以76岁高龄发起并主持儒藏工程，组织协调国内外20多所大学400多人的庞大编撰队伍，事事亲历亲为，他竟然乐在其中，毫无倦意。因为编纂《儒藏》是汤一介的夙愿，早在1989年他就曾提出了这一课题。他始终认为，编篆《儒藏》是为中国传统文化迎接未来新挑战构建的一项重大而又伟大的工程。有人质疑说，清代纪晓岚编篆的《四库全书》，除去其中的佛、道、韩、墨等内容，其实就是一部《儒藏》，所以没必要劳民伤财去编新的《儒藏》。汤一介却完全不这么看，他认为《四库全书》编篆未善、错漏不少、体例不符、使用不便、收录不全，所以《四库全书》是清代学术一个标志性的成果，但绝非终点。此外，自宋朝以来，我国历朝历代都编有《佛藏》和《道藏》，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曾推出过《中华大藏经》和《中华道藏》，但始终未出版《儒藏》。这与儒家在我国历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极不相称，也不能满足研究界对系统性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。

　　汤一介主持编篆的《儒藏》，不仅要把中国的儒家典籍收录其中，而且韩国、日本、越南等国学者用汉语写作的儒学著作也将被囊括进来，可谓是集中华文化精髓之大成、系统全面整合儒家文化瑰宝的重大文化工程。对此，汤一介一反一贯的谦虚低调作风，表现出了高度的自信。他说：“我的梦想就是让我们的《儒藏》成为全世界权威的范本。”“我的标准是，我编了《儒藏》之后一百年不会有人来超过我，而且世界上通行的儒学研究的本子就是我这个本子”。说话掷地有声，毫不含糊。自立项至今，8年过去了，《儒藏》(精华编)已经出版了40册，近3000万字。在汤一介制定的十年规划中，《儒藏》的任务是完成330本的编篆工作和一部《儒藏总目纲要》。孔夫子曾有言曰：“其为人也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云尔”，说的就是今日汤老先生之精神状态吧!但如果我们知道他于2004年即被查出有肝硬化的内情，我们就会明白，汤一介的老骥伏枥，与其说是一种精神状态，不如说是一种对国家、民族强烈的责任感使然。既然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，作为炎黄子孙，尽早编好《儒藏》，就是一份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　　巨著未成，先生已去：汤一介先生2014年9月9日辞世，享年87岁

　　2014年9月9日晚8时56分，汤一介先生在京逝世，享年87岁。昨夜凌晨，《人民日报》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一消息，网友@s-double-bin留言说：“老先生没能等到教师节。学生也不能再当面说声：老师，节日快乐。”

　　据汤老夫人透露，汤老去年已经身患重病，但却继续主持编纂《儒藏》，整天为工作操劳。或许正如汤老所言，“我这一生可以说是在读书、教书、写书、编书中度过的。

　　就在6月底，《儒藏》精华编的前100册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发布会，身负重病的汤一介先生坐着轮椅，在家人的搀扶下依然出席这场发布会，“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，我就愿意为这个(《儒藏》编纂)工程来尽我的力……我必须继续努力，来把全本完成。”汤一介先生在发布会上说。但如今，巨著未成，先生已去。

　　先生走好!